尽管我获得眼前这个职位的方式并不正当，甚至可以说是卑鄙的、令人不齿的。
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惭愧。
首先，被我利用的那位领导，本就不值得同情，也不应得到同情。
其次，这种靠着裙带关系就能安排上的职位，也并不值得炫耀。
再退一步讲，对一个从上到下都充斥着潜规则和的单位，我实在是无法投入什么忠诚、产生什么荣誉感。
可能人在社会上混久了就会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我说服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无耻了，然后又努力说服自己，这种无耻是成熟的表现。
那些无能之辈，往往会在这条成熟的道路上渐渐放弃思考和自省，变成既可笑又可悲的两面派；他们白天在人前点头哈腰累得跟孙子一样，晚上就到网上通过打压和装逼来寻求廉价的优越感并宣泄情绪。如果你在网络上因某些观点和人争论时，遇到那种张口就爱问你几岁了？的，那大体就是遇到这种人了不用怀疑，屏幕后那个家伙多半没什么本事，而且年纪也不小了。
我不想变成那种人，所以，我在自我说服时也会自我拷问。
我也曾问过自己：把错的手段用在对的地方，就能被原谅了吗？甚至可以说是在做好事了吗？
可惜我没能想出答案来，只能自谏——因人而异、因时制宜、因事而别、问心无愧。
当然了，这次的事情，并不能说是在做什么好事，毕竟我的动机中包含着利己的成分：从结果来看，我得到了更好的报酬和更高的社会地位。
无论内部人士对我如何看待，至少在大部分不知情的外人眼里，调查记者还是比派信小弟要体面得多。
人活在这世上，不管别人在背后如何恶意地揣测你、诋毁你，但只要你能让他们在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，这就已经很不错了。
这，也是我们大部分人一直在追求的东西。
当你想透彻了就会发现，想让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尊重你或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，在你死的那天都不可能；在这个时代，就算是帝王、伟人、圣人在死后也一样会被人们拿出来随意地编排和诽谤，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人。
所以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，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认同，而是一些标签。
记者、医生、导师、专家、领导、才俊、富豪、老板、著名艺人、成功人士把这些能让陌生人高看你一眼的、至少在你的面前得虚与委蛇的标签，尽可能多地贴在身上，并享受既得利益，才是我们的追求、才是我们从小就一直被灌输的理念。
不管我们念的教材是何等的假大空，现实环境终究会将我们指向这条路。
这些我明白，我都明白。
但我厉小帆，还是有一个梦想——一个不那么现实和利己的梦想。
我要成为一双眼睛、一对耳朵、一副喉舌向世间的人展示那些他们看不到、也听不到，却应该去看一看、听一听的东西。
我要让那些放弃思考和自省的人重拾反思的习惯和质疑的勇气。
我会不择手段地实现这个理想，贯彻我的正义，即使那是一种卑鄙的正义。
9月9日，距离我当上调查记者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。
我已差不多熟悉了这里的工作环境，也和同事们成了点头之交。
但其实，我这工作也并不需要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搞好关系，我只要拍好主编的马屁就行；其他人管不了我、我也管不了他们。
我负责的主要是纸媒和网络新闻，所以我不是那种需要在镜头前直接采访别人的记者，不用给我配摄影师什么的；我要做的只是去调查、取证，然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变成文字报导，交到我的上司也就是主编的办公桌上，只要他点头说着可以刊登，那我就算没白忙活。
我的主编姓罗，今年五十多了，学历不低，年轻时还到纽约先驱报去实习过，但因为能力不行，品行也不太好，实习期还没过就被赶走了。
这事儿整个单位里，除了他本人以外，只有我知道。
因为我调查过他。
很多人觉得要调查一个人很难，不是警察就很难做到，但实际上，只要你懂得一些技巧，并且敢于在法律的边界游走，很多情报都是唾手可得的。
罗主编能在我们这个单位混到如今这个位置，一方面是靠他深厚的溜须拍马、弄虚作假能力，另一方面就是靠着当初那曾在纽约先驱报工作过的履历。
虽然99%上班族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看不惯自己的领导，或是鄙视领导的办事能力、或是质疑领导的履历，但真正会采取行动去证实自己看法的人恐怕还不到1%。
我就是那1%。
在我确定要调任到这个部门时，我就对罗主编这个将来会当我顶头上司的男人展开了全面的调查。
首先，是看书面材料。
罗主编的档案，人事部自然有，虽然我不是人事部的，但我一样能看到，因为我那会儿还是派信小弟；公司所有进过mailroom的文件都会在我们这儿的电脑里留下备份，先备份后打印是基本章程，这是为了防止文件在递送过程中弄丢或者损毁。
尽管这些资料无法被带出公司（防盗措施很完备），但像人事档案这种总共也没多少字的东西，我在看的时候直接背下来就行了别忘了，我可是中文系的。
接着，就是去查探这个人的风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