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宋庆历十二年的新年刚过，到一月份，一轮轮新政如期而至。
朝廷通过各种方式，把政令下达。
而报纸则成为大部分普通百姓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。
一月二十六日。
新年假期加天圣节假期加上元节假期才刚过去没多久，一连串的新政消息传出。
昨日，也就是二十五号早上朝会结束，政制院就把加盖了皇帝玉玺印，以及政制院签章的诏令，下达各处。
这样的新政自然不是说把所有内容写在一张纸里，然后发布出去就完事。
而是把对应的命令，专门下发到对应的部门。
比如说朝廷要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，那么就把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下发到教育部，由教育部进行实际操刀执行。
政制院则会负责监督管理，催促他们尽快把政策落实下去。
事实上这样的小改动每年都会进行，比如司法改革。
刑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，时时刻刻都要打补丁，防止犯罪嫌疑人找到漏洞。
唯有今年是大规模集中变动，可以说是一轮较大的全面革新。
几乎是二十五号早上朝会结束，政令下达之后，所有的相关部门都接到了改革执行稿和意见稿。
之所以分执行稿和意见稿，是因为有些已经定下，有些还要经过部门内部讨论研究。
但消息在中午就传播了出去，到第二天早上，二十六日的时候，大宋日报就整理了各方面相关消息，刊登在了最早的报纸头条上。
外城西大街，这里是南城最繁华的街市，因为临近南熏门，连接着城外城乡结合部，每天的人流量非常大。
此时的西大街早就变了模样，虽然整体建筑因还没有拆迁的缘故，保持着之前的样子。
然而画风却是大变。
以前西大街就是普通的古代街市，两侧二三层楼房，有酒楼、店铺、居民楼，各类招牌林立，下方外面有摊贩，人潮涌动。
现在则自行车的铃铛声穿梭，黄包车呼喝着跑动。
还有一根根电线杆竖起，电线从人们的头顶穿过，路灯立在了十字街口，充满了一种古今交汇的怪异感。
这种感觉在城外还真体现不出来。
因为城外已经是高楼大厦林立，自行车穿梭其间，甚至还有火车站、电报站、报刊亭等等。
街道也非常宽阔，马路整齐，为以后预留出了公交车道、汽车道路，与内城的街市仿佛是两个世界，有点像后世民国的上海。
而由于城里建筑物太狭窄，道路逼仄，很多设施跟不上，加上建筑物过于古香古色，反而更像是后世千禧年后，某个极为偏远的古镇古村或者横店宋朝影视城。
西大街最出名的就是茶摊遍地，由西向东横穿了整个汴梁，在南熏门里大街与西大街的十字口处，靠近蔡河龙津桥一带，更是绿茵遮天，参天大树下，遍地都是茶摊。
“诶，听说了吗？”
“怎么了？”
清早几個老茶客就坐在那聊了起来。
“朝廷昨天又有新政令了？”
“是吗？”
“那是，听说变动很大。”
“都有什么？”
“官场上，民间里，林林总总，都有。”
“那总该有个说头吧。”
“额我也就只知道我从兄那边说是要建新大学，你也知道我兄长在教育部公干。”
“就这点东西？不是说变动很大吗？”
“这不才出来嘛，我也只是听我兄弟提了一嘴，反正这次涉及得很广。”
“你就净骗我玩吧。”
早上人不少。
汴梁人喜欢喝早茶，真正意义上的早茶。
早上来一杯茶，再吃个早餐，然后该上班上班，该出工出工。
相比于不关心时政的百姓，汴梁人因为报纸的存在，或多或少就必须了解一些。
所以昨天各类政令下达之后，有消息灵通的人士，就早早地过来当谈资。
但可惜的是因为这次新政涉及的方面实在是太多，相关部门也只知道自己部门内部改动，根本不知道其它部门情况。
因而大家也就都是一知半解。
就在茶摊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时候，随着“叮铃铃”的声音响起来，很多人的目光都看了过去。
那并不是自行车铃铛声音，而是报童铃铛声音，他们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报纸，一边摇动手里的小叮当，吸引路人关注。
等大家都看过来后，他们才喊道：“卖报卖报，大宋日报，特大新闻，政制院昨日一次性下达一百三十九项改动，包含三十多个部门，涉及各个方面！”
“哟，还真有大变动了。”
“快买来瞧瞧。”
“来，给我一份。”
“我也要一份。”
当即茶客们纷纷要起了报纸。
虽说现在汴梁人口剧增，但实际上汴梁日报的销量增长速度却日益艰难。
原因在于外来人口大量都是务工人员，只有极少数是来汴梁的商人，缺乏大规模扫盲运动的情况下，识字的人就这么些。
也就是不管你汴梁人口是一百万还是三百万，实际上报纸受众却没有增加多少，市场没有太大变化。
可十多年下来，汴梁的公营和私营报社却如雨后春笋一样爆发性增长。
如果不是大宋日报最早为汴梁旬报，十天一期抢先占据了市场，并且迅速向周围县扩张，恐怕早就被卷得销量大跌了。
毕竟大宋日报官营的色彩导致政治氛围太隆重，话题自然也就是过于庄重，多是官腔报道。
而私营报纸就不一样了，为了抢占头条，各种花边新闻层出不穷。
甚至还有小报记者爬那些达官贵人的墙头，前段时间吏部尚书陈执中因为鞭打家中女仆迎儿被报道出来，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。
陈执中勃然大怒想要用权势把事情压下去，并且治那个小报报社的罪。
可御史台和谏台立即穷追猛打，对他发起调查。